我原以为自己一脚踏出门之后，就永远不会再想家了呢，哪知情绪这么快就出现反转。晚霞一副蔫头耷脑的样子，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去了她的另一个亲戚家。不知她亲戚对她说了些什么，反正勉强吃了一顿午饭，我们就又回到前一家。
这天晚上临睡前，晚霞悄悄对我说：“我亲戚给了我50块钱的路费，叫我们明天一早回家去。”也不知是她的哪个亲戚资助的。我心里早就巴不得如此，便没有任何异议。
回到家已是第三天近中午。当我走进家门，姆妈一见到我就又哭又笑，一把抓住我从头看到脚，说她都急死了，还给大姐打过电话，不知该去哪儿找：“我把你养了这么大，一把屎一把尿的，你就这么跟着晚霞跑了……”我也忍不住哭了，谁不想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妈妈？但凡我能感受到一丝家庭的温暖，我会离家出走吗？幸好她也只是这样比平时多看了我几眼，并没有问东问西，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才慢慢地放下来。
村里也炸开了锅，谁都没想到，像我这么一个平时胆子小得可怜、话也不多的老实人，竟然也会离家出走。他们有的说我们跑到广州去了，有的说我们跑到北京去了；还有更离谱的，说我们跑到了台湾。那时刚刚时兴起南下打工的热潮，广州时常与“发廊”、“洗脚城”、“歌舞厅”联系在一起，一听就知道这种猜测不怀好意。但他们似乎很快就达成了一个高度一致的共识：我是被晚霞拐走的。因为很明显，她比我大几岁，而且已经开始混社会了。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阅历上来说，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。只有我心里清楚，其实我比谁都渴望逃走，晚霞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。自从那次令各方面都不愉快的出逃事件发生后，我和晚霞之间的友谊也寿终正寝了，至今都没再联系过。
重新去中学上学，老师和同学也都知道我离家出走的事。班主任——一个年过五旬的高颧骨男人，还在班上点名狠狠地批评了我一番。我紧闭了嘴，面无表情地低下头，无声地抗拒着，任凭班主任谴责的言词和同学们疑惑的目光暴风雨般落在自己身上，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辩解的，他又怎么能理解我的行为呢！
过了一段时间，父亲从江城回家了。我十分恐惧，惟恐父亲得知我离家出走的事后，对我雷霆霹雳地责骂一通。哪知他在家住的这三四天里，一切风平浪静，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我猜测一定是姆妈把这件事瞒下了。
直到那年年底，父亲从城里回家过年，有一天晚饭过后，他披着他那件常穿的深绿色军大衣出去串门，回到家时夜已经有些深了，见我还在门口的土台阶上跳来跳去地玩着，闷声闷气地问了一句：“你跟晚霞跑出去了？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感到浑身都有些发热，心想终于有人告诉他了，一村子的人都知道，怎么可能永远瞒下去呢！我没敢接茬，只是像只待宰的羔羊一般，任凭他冰雹般的训斥没头没脑地砸下来。
可奇怪的是，他只说了这么一句，便直接上床睡觉去了，留下我怔怔地立在原地。此后他也再没有提起过，而且似乎从那以后，他不再动不动就对我破口大骂了，或许他终于意识到，女儿长大了，不再是那个任他打骂的出气筒了。后来我曾经无数次地琢磨，假如他得知真相后，还是像以前那样将我声色俱厉地辱骂一番，我一定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反弹的。好在他毕竟没有将我逼上绝路，这也是我能继续在家待下去、继续活下去的原因。
多年以后，他当初的这点未泯的良知获得了巨大的回报。姆妈去世后不久，超凡也因偷盗罪被抓；大姐不是父亲亲生的，况且她也没觉得他对自己有多好，因此没有养老的义务；二姐呢，早就六亲不认，连姆妈的葬礼都没回来参加；只剩下我——这个他平生最讨厌的女儿，每周必给他打一次电话，问候他的衣食和健康状况。要是哪天接不到他的电话，我就赶紧通知隔壁左右或者催大姐从婆家过去看看，是不是病得动不了了，甚至病死在屋里了。我现在对他比他当年对我不知仁慈多少倍！
我没有一天不想逃离父亲，逃离这个家。以什么方式逃出去呢？就这么出去打工，一没文凭，二没后台，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？惟一的办法只能是读书，靠读书考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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